Sing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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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大象《AM730》2013-06-28

巨鴨撤退後,又換來一個八十後的斯諾登,鬧得滿城風風雨雨,如果美國作為如此般的世界大國,任憑區區一名在國防承包商博思艾倫諮詢公司工作了不到三個月的系統管理員,就能掌握得到重要的機密情報,這也未免太兒戲了吧?

玫瑰馬伯道(Rose Mapendo)是非洲剛果的圖西族人,像許多其他同樣面臨種族屠殺的同儕一樣,他們一個又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只能待在集中營等待死亡,這是此時此刻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真實故事。玫瑰的丈夫被守衛隨機殺死,幸而自己最終逃出生天,及後更積極參與倡導的工作,呼籲各界放下槍火,宣揚寬恕及和解。玫瑰的經歷被拍攝成紀錄片《推倒大象》(Pushing the Elephant),在剛剛於上星期「世界難民日」開鑼,為期一週的「難民電影節」中播放。類似的電影節由聯合國難民署香港辦事處舉辦,至今已是第六屆,為居安但忘記了思危的香港人提供另一個認識世界的渠道。

本地難民支援組織 Vision First 的創辦人 Cosmo Beatson 日前在《南華早報》撰文,形容斯諾登本身是個條件優越的美國人(privileged American),難以跟那些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難民(refugees)及尋求庇護人士(asylum seekers)相提並論。據報現時世界各地仍有超過一千六百萬因為戰爭或衝突等原因被迫離開原籍國,但回國後將會受到迫害或得不到政府保護,因而不能夠或不願意重返家園的人。除了一個被「推到上報」的斯諾登,還有千千萬萬個比玫瑰更不幸的故事,他們都是家庭崩裂、流離失所、末路窮途的低下階層。

要是嫌非洲剛果太遠的話,乘搭港鐵到尖沙咀站E出口,到重慶大廈嘆過豐富的咖哩海鮮餐之後,不妨到樓上一間為難民和尋求庇護人士提供綜合服務的中心,關心和支持一群在香港默默等待甄選及轉移至「第三個國家」重新開展人生新一頁的弱勢社群。


張俊聲

青年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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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沒有權威的時代《AM730》2013-06-07

媒體操縱專家萊恩.霍利(Ryan Holiday)提醒我們,現在的媒體世界迫切需要有一種能夠讓人信任的權威,可惜隨著傳統媒體行業的瓦解與及網絡平台的崛起,舊有的標準逐漸被摧毀,新的又未能如實地建立起來,我們以為能夠從網絡媒體中得到知識和理解,其實那些所謂的臆測、觀點、資訊、評論,也不是什麼。

近日有關「本土」議題的爭議聲不斷,雖無意在此延續,但眼見年輕一輩在鎂光燈前亢奮地發起燒烤抗爭以抵制所謂悼念的專利權,又不禁要替我們的下一代憂心。在如斯般眾聲喧鬧的處境當中,要貫徹一種所謂獨立的思考能力,應當是怎樣的一回事?

在一個沒有權威的時代,掌聲成為了權威的替代品。雖說極權是禍首,然則權威也並非一文不值。網絡媒介的讀者在摒棄權威和追求權威兩者之間進行心理拉鋸,漸漸形成了一種慣性,是一種批判的慣性。由於社交網站向來一直奉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操作原則,所以越多人閱讀或者認同的訊息就越會被傳播開去。當讀者越來越習慣透過社交網站的平台去獲取資訊,便越來越被這種傾向一面倒的傳播途徑逼得透不過氣來。為平衡這份心理上的不安,要麼努力創新去博取掌聲,要麼執意批判去凝聚噓聲,但求紓困。在一個沒有權威的時代,真實、真相、真理,甚至真善美,也不是什麼。

古代的畫家經常進行一種練習,就是根據藝術的美感,在畫紙上面畫點。這是看似簡單,實質難度甚高的鍛鍊,因為一般人通常會按照某種秩序去進行排列,即使你自以為能夠控制它,但事實上當你未有達到一種平靜的境界,便無法擺脫既定的規律。獨立思考,說不定就似是這樣的一種練習。


張俊聲

青年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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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與北極光《AM730》2013-04-22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一位物理系教授給大學一年級生上第一堂課,開首時本來打算做個小統計作為開場白,便笑著問班上的學生們:「誰看過彩虹?」,舉起的手寥寥可數。於是教授再問這班九十後的本地大學生:「誰看過北極光?」誰知,八成學生都舉起了手!

類似的故事記錄在屈穎妍所著的《怪獸家長》系列當中,如今已出版到第三冊,說明了關於大小怪獸的故事以乎越說越有。而類似的書所搜羅的,乃社會研究當中的軼聞證據(Anecdotal Evidence),通過不同渠道收集得來的故事、趣聞、軼事等等,意圖印證某一種的現象、說明某一條道理,甚或介定某一個群組。然而,軼聞證據往往出現「採櫻桃式選擇性」(cherry-picking)的問題,意即在廣闊的田野當中,農夫只會採摘最好(或對自己最有利)的櫻桃,從而獲取最大的利潤。因此,於重視科學化的研究環境當中,軼聞證據有時候會被詬病為謬見,難登大雅之堂。

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閒讀物,的確不能夠否定作者是出於良好意願,告誡一眾家長和準家長慎防自己成為怪獸家族的一員。不過對於一些被介定為怪獸的讀者,最快捷方便的解決方法,就是透過「否認」或者「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來跟這些負面標籤劃清界線。

結果,真正陷入管教困窘的家長逐漸被社會邊緣化,自視為「正常」的家長則繼續透過閱讀類似的奇聞異事得到滿足,遺下了分別於上述兩種環境下長大的孩子在現實中相遇,最後兩敗俱傷。

成長的戰場是殘酷的,要低著頭避過滿佈標籤的地雷陣,難免看不到彩虹。畢竟,沒有看過彩虹,同時也沒有看過北極光的年青人和家長,仍然是社會上的大多數。


張俊聲

青年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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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的世界城市《AM730》2013-03-28

外傭居留權的爭議曲終人散,但由於雙非嬰問題仍然「未解決」,社會上有關如何正確定義「香港人」的討論繼續發酵。作為一個「豆膶咁大」的國際都會,還要清楚區分自己人和陌生人,著實有點難以啟齒。

雖然我們通常在曼谷台北東京首爾等港人旅遊勝地,與自己人四目交投後也不屑一顧;雖然我們偶爾因為芝麻綠豆般的瑣碎事,在網上跟自己人互相起底謾罵兼惡意欺凌;雖然我們對於反映和諷刺自己的港男港女港爸港媽港孩形象劃清界線;但對於能操流利廣東話(香港話)兼夾黃皮膚(加港式化妝和潮服)的「自己人」,我們仍然難免有一種親切的認同感。

在那些關於「居港權」、「港人港地」、「港B缺奶」等等的「大是大非」上面,這份誓死忠於自己友的歸屬感(we-feeling)往往促使我們團結起來,把血肉築成新的長城來抵抗外敵,不能不教人嘖嘖稱奇。

一時攬頭攬髻、一時形同陌路、一時敵我不分的精神分裂狀態,就是「埋堆」之前的交換條件。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是甚麼?是一門討論如何對待而不是對付陌生人的哲學課題。「普世價值」又是甚麼?是一份可以尊重與接納「和而不同」的勇氣。「自己人」是誰?「陌生人」又是誰?在彼此劃清界線之前,有許多大是和大非仍有待處理。在分辨清楚權利和義務之後,有許多人仍然值得被尊重和認同。

還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非裔哲學教授阿丕亞(Kwame Anthony Appiah)於《世界主義: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規範》一書裡面,引述加納阿善提王國(Ashanti)的一句古老格言值得深思:

「恨你的人,就不會向你索東西」。


張俊聲

青年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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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家」的意義《AM730》2013-02-07

相信有不少人仍然搞不明白,「擁有海景」和「活在海邊」兩者之間的分別。

千方百計要找個在夾縫中還剩下半片海景的單位,摧殘了多少上班族的青春?早出晚歸的生活,都是換來望出去漆黑一片的景觀,結果累積了不少對社會的不滿和怨憤,在熱烘烘的樓市上面繼續火上加油。辣招究竟有沒有奏效?即使是最懂計算的經濟學大師也無法輕易解答,畢竟房屋問題,不但關乎政策、福利、政治、經濟,更關乎居住者的心理質素,就是更辣的辣招最多也只能夠調控市場,卻無法觸動人心。

六七十年代的公共屋邨,一家多口擠在狹小的空間裡面,連碌架床的床下底也睡滿了,門外有三姑和六婆在打麻將,樓梯口有小孩在玩耍追逐,街頭巷尾有士多和辦館照顧各自的生活所需。這撮人現在都長大了,雖然都是生於基層家庭,但大多都明白「家」的價值,而左鄰和右里,或多或少今天仍是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不過妳提醒我千萬不要將基層的生活浪漫化,增加公營房屋供應、調控樓市、協助中產置業都是政府應盡的本份,擁有自己的安樂蝸,是納稅人應有的權利,不是麼?

用「居所」(Home)定義「家庭」(Family),以「需求」(Demand)解讀「需要」(Need),是聰明的香港人為填補內心不安而作出的妥協,這份焦躁可以被理解,但難以透過擁有一個夢想中的居所而得到滿足。

今天的孩子二十年後長大了,除了懂得計算樓面的市值,還會明白「家」的價值嗎?我們經常提醒家長,要教孩子好好分辨「需要」和「想要」(Desire),相信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頭,除了入市,也就是教育的最好時機。不如,早點回家好嗎?


張俊聲

青年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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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本無事《AM730》2012-12-07

試想想:一天裡面,傳統手錶的時針、分針和秒針究竟會重疊多少次?

我一邊在讀龐德斯通(William Poundstone)的 “Are You Smart Enough to Work at Google?",一邊努力地思考最近網上瘋傳的小一入學面試題目:「如果你媽媽給你十顆糖,兩張糖紙可以換一顆糖,那麼你最多可以吃多少顆糖?」,一邊納悶,既想不通問題的答案,也想不通自己作為如此般一個庸才中的庸才,還可以對社會帶來什麼貢獻。

生下來沒有天才的腦袋,就活得阿Q一點。專家說擁有驚人的能力及才華,有時候也是一種心理病,說的是名為「學者症候群」(savant syndrome)的資優狀態,具體而言就是一個人擁有跟他自身的障礙全然相對而不協調的心理運作能力,例如患有腦性麻痺,而且從來沒有學習過鋼琴的失明音樂演奏家萊姆克(Leslie Lemke),又或者電影《雨人》現實版的主角:一位腦裡能記著超過7600本書的內容,幸虧擁有高達220 記憶智商否則總智商可能會低到智力測驗無法測得的嚴重智障天才皮克(Kim Peek)。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牡丹雖好,終須綠葉扶持。再阿Q一點,索性說服自己:作為庸才般的父母,又何以誕下天才般的嬰兒?還記得上面關於手錶的難題嗎?你以為答案是24次?22次?龐德斯通說在Google的面試室裡面,正確答案是0次。不過他認為殿堂級企業對應徵者的期望是,他們心裡曉得標準答案之餘,口裡能說出教人意想不到的回應。根據這個標準,家長們大可教育五歲半的娃娃對那自以為有資格在面試室挑選未來世界領袖的真庸才說:「雖然我知道答案是十九顆,但媽媽告訴我社會上許多恃才傲物的成功人士都是由於貪念而最後導致名譽掃地,所以我認為吃一顆便夠了,多謝!」


張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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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共對《AM730》2012-11-30

終於可以欣喜地宣告,青少年上網成癮這個難題,已經得到解決。經過各方人士的努力,或不費吹灰之力,虛擬世界的成癮問題終於不是問題。「癮」者,定必與正常行為大相逕庭,當一種習慣成為了大部份人生活中的必要部份,還有什麼「癮」可言?責怪孩子上網成癮,比責怪某某吃飯成癮更無稽。以前怒氣沖沖的父母要麼把孩子的電腦網絡連接線拔掉,要麼大吵大鬧一番,現在大家把握餐前餐後和進餐期間的寶貴時間,安靜地把玩著各自手上的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就是家庭和睦,國泰民安。

所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暨臨床心理學家杜爾高(Sherry Turkle)在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一書中,形容這門子的現象為「孤獨共對」最夠貼切。是相處,還是獨處?是與世界接軌,還是跟現實脫軌?在港鐵車廂內、大型商場的扶手電梯上、著名食肆門外等候入座的人龍之中,不難發現一對對彼此相擁的情侶,一手緊緊握著對方的腰際,另一手在其背後熟練地撥弄著手機打發時間,雖然大家的下巴都擱在對方的肩膀之上,但眼睛卻是全神貫注地凝視著精彩的屏幕。沒法子,在崇尚「多工作業」(multitasking)的文明社會,就是卿卿我我的時間也要被增值。

親愛的,如果我說為了要證明我愛妳,可以犧牲我的社交網絡,相信妳反而會嚇得拔腿就跑,對嗎?

所以這不是「癮」,這是生活。孤獨是什麼?真實的孤獨就是丟掉手機,脫離社交網絡,隔絕網上對話,然後茫然地站在人來人往的街頭四處張望,在芸芸「低頭苦幹」的人潮當中慌張地尋覓另一個同樣是「離線」的知音人,那時候你就會明白杜爾高所說的 eerie loneliness,即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孤獨。


張俊聲

青年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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